2月12日上午9时许，全国政协一位领导给我打来电话，“你知道吗，罗主席走了。”我的大脑顿时变得空白，呆呆地坐在沙发上，刹那间泪流满面。前一天晚上7时左右，我正在澳门参加活动，突然接到罗主席大女儿小华姐的微信，“情况突然恶化”。我心里突然一紧，连忙回复，“祈愿能度过此关”。之后，小华姐便没有再发短信。罗主席在协和医院住院已近一年，其间也曾发过几次病重的信息，后来都转危为安。我以为这次也能像前几次一样度过难关，哪知噩耗传来，罗主席已经离我们而去！ 

2月12日下午，我从香港回到北京后，从机场直奔罗主席家里。客厅已经布置成了灵堂，正中间安放着罗主席的遗像。我清楚地记得，当年新华社记者拍摄这张照片时，我就在他身边。如今，罗主席依然在客厅里微笑地看着大家，正如当年他在客厅里与我们亲切交谈一样。1999年至2008年，我有幸给罗主席担任秘书，亲自聆听主席的教诲，切身感受大师的魅力，受益良多。回想起在罗主席身边工作期间的点点滴滴，许多往事涌上心头，一时情不能已。罗主席的很多真知灼见，让人难以忘怀。

一、“致力为公，参政兴国”

1997年，罗主席担任致公党中央主席。1999年，我从致公党中央宣传部到罗主席身边担任秘书。我记得他第一次找我谈话，是在从重庆市赴酉阳县的大巴上。酉阳县是致公党中央的扶贫点，当年乘车从重庆市到酉阳县要走10多个小时的山路。罗主席请我坐到他的身边，亲切地询问我的学习和工作情况，勉励我“谦虚谨慎，少说多做”。我当时刚参加工作不久，初次和大领导坐到一起，感到十分局促。罗主席亲切的话语，打消了我的顾虑，使我如沐春风。

当年，致公党全国的人数不到2万人，而且老党员居多。有一次，罗主席参加致公党北京市委的一个活动，首次提出致公党“人少作为不能少，党小声音不能小”的号召，极大地鼓舞了大家的士气。后来，他在多个场合进一步从政治和学理的角度阐述了这一观点。他认为，我国的民主党派不是西方的在野党，而是参政党；不需要靠人数取胜，而是靠参政能力扩大影响。这一口号正确地阐述了人数与作为、规模与影响的关系，直到今天依然有很强的号召力和影响力。

如果说，在担任致公党中央主席的第一个任期，他考虑更多的是解决现实问题；那么，在第二个任期，他把目光投向了致公党的过去和将来。2003年，他在一次座谈座谈会上鲜明地提出，“致力为公”是致公党的光荣传统，“参政兴国”是致公党的历史使命，这两者是一脉相承的。并将“致力为公、参政兴国”作为致公党的立党宗旨。2008年底，他在离任致公党中央主席的前夕，还向全党发出了“致力为公薪火相传，参政兴国再谱新篇”的号召。这充分体现了他作为致公党的杰出领导人，对参政党建设的理论自觉和实践总结。这些理论思考和参政实践，集中体现在《议政十年》和《论参政党建设》两本著作中。

二、“侨之所虑，常在我心”

罗主席是新加坡归侨，对归侨侨眷、海外侨胞和侨务工作有着深厚的感情。他经常谈到，“侨之所虑，常在我心。作为归侨代表，要反映归侨侨眷和海外侨胞的呼声，帮助他们解决现实困难和问题。”首都侨界的活动，只要有时间，他都尽可能参加。对国内侨务工作，他十分关心群体和载体问题；对国外侨务工作，他重点关注团结和资源问题。就群体而言，主要是正确处理好新侨与老侨的关系。比如，一方面他十分关心归国留学人员的回国创业问题，多次到全国各地的留学人员创业园调研，鼓励那些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留学人员在国内创办企业，把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

另一方面，他对解决华侨农场归难侨生产生活问题倾注了很大心力，多次到华侨农场慰问归难侨。2008年，罗主席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后，十分关心我的去向。当时我有国侨办等几个工作单位可供选择。他勉励我去侨办工作，从政府的角度继续推进华侨农场的改革与发展工作，为归难侨多办实事、多做好事。后来我在国侨办工作期间，正是负责华侨农场工作。我经常向他汇报工作进展情况，每次他都认真听取汇报，并提出重要的指导意见。

就工作载体而言，他敏锐地认识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性。他多次谈到，文化是凝聚力，文化是生产力，文化是软实力。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留根工程，无论海外侨胞身在何地，只要能弘扬和传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就能保持中华民族的文化符号和民族特性，就能实现侨务资源的可持续发展。中华文化是多元一体的统一，既有作为整体文化的特征，又有许多地域文化。为此，他率领调研组先后就河洛文化、闽南文化、客家文化、徽文化、荆楚文化、三晋文化等进行了深入调研，勉励大家大力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用文化的力量凝聚海内外中华儿女，密切海内外同胞关系。

三、“官不长存，学术长存”

我在担任秘书以后，同罗主席的接触多了起来。他的工作日程总是排得满满的，除了政协和党派的工作以外，他在教学和学术研究上也花了很多精力，几乎每周都要抽出时间，到亚博足彩法学院给博士生上课。有时候我也问他，您工作这么忙，布置一些作业让博士生独立思考就行了，不一定每周都要亲自去北大授课吧。他总是笑呵呵地说，他在北大呆了大半辈子，就是一个“教书匠”。当法官、公务员总有退休的一天，但学术研究可以搞一辈子。“官不长存，学术长存”。一个人的自然生命和政治生命总有结束之日，但文化生命和学术生命可以绵延不绝。他非常愿意同博士生共同讨论学术问题，同年轻人在一起，自己也觉得年轻了，更可永葆学术的青春、创新的活力。

正像他所说的那样，他总是引领学术潮流，提携学界后辈，不断丰富和完善自己的学术思想体系，在公法研究领域竖起了一座明亮的灯塔。他让我去旁听北大博士授课，引领我走进法学研究的殿堂。每到授课的日子，我就早早地来到罗主席家里。临行前，罗主席总是将安溪的铁观音茶沏在一个玻璃杯里，盖上盖子，带到学校。给博士生授课时，他一般就当天的主题讲述半小时左右，然后启发学生讨论。这些博士生在课前查阅资料、认真准备，在课上各抒己见、畅所欲言，在课后深入思考、整理成文。后来这些文章结集出版为《现代行政法的发展趋势》、《软法与公共治理》、《软法与协商民主》、《行政法平衡理论演讲录》等书。现在翻看当时的课堂记录，罗主席高屋建瓴、侃侃而谈的神情，依然历历在目，宛若昨天。

我并非法律专业出身，刚开始旁听授课时经常一知半解。罗主席鼓励我从宪法行政法的基础理论学起，久久为功自然会学有所成。我记得他给我布置了一个作业，让我弄清“权利与权力”、“管理与治理”两组概念的异同。我查阅了大量资料，一个月后写成论文。他在论文上亲自帮我修改，指出不足之处。就这样旁听了几年，好几届博士生都毕业了。我半开玩笑地同他说，要不我也读一个您的博士吧。当时罗主席已经当选为中国人权研究会会长，他思考了一会说，宪法行政法的基础知识你已经基本掌握了，要不你去向徐显明教授学习人权法吧。正是在罗主席的推荐下，我到中国政法大学攻读徐显明教授的博士研究生。我的博士论文初稿完成后，罗主席是第一个读者。2013年春节他在珠海休假期间通读了全文，鼓励我将论文正式出版，并慨然应允亲自作序。而今刚刚五年，斯人已去，令人不胜唏嘘！

四、“更多协商，更大共识”

这些年来，罗主席的学术研究有一条清晰的脉络，从“行政法与平衡理论”，到“公法与公共治理”，到“软法与协商民主”，再到“人权与法治建设”，内涵不断深入，外延不断拓展。但贯穿于其中的一条主线，就是协商互动的精神。正如他经常谈到的，法律是用来调节社会关系的，对抗不是目的，合作才有共识，要通过良法善治实现“更多协商，更大共识”。在行政主体和行政相对人之间，在公共权力与公民权利之间，要通过建立健全协商互动机制，协调关系、化解矛盾、增进共识。

这种协商互动的思想，继承了中华传统文化中“和合”的思想精髓，同时又吸收了西方文化有益的成果。正是在博采古今、融通中西的过程中，思想不断升华、学术不断拓展。我曾经陪同罗主席出访过很多国家，每到一地，他总是要到当地高校的法学院去座谈，就公法、软法与人权等问题充分交流意见。记得有一次，他到日本早稻田大学访问，在谈到软法研究时，他甚至能说出该校一名普通教师的名字。原来，他访问日本之前就了解到该校成立了一个软法研究中心，并注意到该中心的研究成果。还有一次，他到莫斯科大学法学院访问，就行政法的平衡理论达成高度共识。莫斯科大学还将他的论文翻译成俄文，进行广泛推广。是的，他一直推动中西方学术的交流，他的《软法亦法》一书已译成英文出版，发行全世界。

对罗主席而言，协商互动机制不仅停留在学术研究层面，而且在具体工作中，他也是身体力行。他常说，人与人之间、团体与团体之间，甚至国家与国家之间，对某一问题有不同的认识不要紧，关键要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通过充分协商求同存异，争取最大程度的共识。比如，2004年，罗主席花了很大的精力，加强同香港法律界的联系，努力就07/08年的普选问题达成最大共识。他先是到访香港，与香港大律师公会、小律师公会等团体进行充分交流。由于他的学者身份和学术背景，加之又风度翩翩，平易近人，交流起来非常方便，效果很好。后来，他又邀请香港律师界组成一个非常广泛的代表团访问北京，进一步深入交流，体现了深厚的学术背景和高超的政治智慧。许多香港律师界的朋友说，罗主席待人宽厚诚恳，同他交流就像面对一位仁慈的长者，可以畅所欲言，交心谈心，完全没有心理负担。

五、“德致广大，学尽精微”

有人把平衡理论当作一种“中庸之道”和简单调和。罗主席对此一笑了之，并进一步深入指出，《中庸》探寻的是人的智慧本性，关键在掌握一个“度”，把握一个“临界点”。《中庸》告诫我们，“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他进而提出，高尚的人，要做到“德致广大，学尽精微”。

罗主席十分注重加强公民道德建设。2005年他在第二届公民道德论坛上指出，加强公民道德建设，既要继承传统美德，又要大力弘扬时代精神；既要反映社会主义的本质，又要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既要坚持以人为本，又要重视宣传教育工作；既要坚持“以德治国”的方针，又要坚持“依法治国”的方略。这些思想，直到今天依然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和历史意义。他恪守“修齐治平”的理念，深谙儒家“忠恕之道”，以责人之心责己，以恕己之心恕人，雍容大度，善心善行，时时处处闪耀着道德的光辉。他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要求很严格，希望大家努力做到“眼界要非常开阔，心胸要非常宽广，处世要非常大气，为人要非常谦和”。每次到外地考察，他都平等对待每一个服务人员，包括宾馆的厨师，都要请他们出来当面致谢。他正是以他的人格魅力和大家风范，影响和带动周围的人！

罗主席对学术研究的精益求精是出了名的。许多博士生在撰写博士论文期间，既希望接到他的电话，又害怕接到他的电话。大家都说，他是一个尊重学术、敬仰学术的人。每篇论文都要有独到的见解，都要仔细斟酌，反复修改，有时候不到最后一刻不定稿。在我的博士论文正式出版后，我将样书送给罗主席。满以为他会说几句表扬的话，可是他却语重心长地说，学术研究是一门遗憾的艺术，有时候往往成为一种易碎品；要成为学术经典，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现在回想起这句话，我深感内疚，十分惭愧，惟恐辜负了他的信任。

在戊戌年除夕之夜写下上面这些话，竟不知说了些什么。唯有罗主席的那张照片立在眼前，仿佛他依然在我们身边，永远不曾离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