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由于当代和历史的共通性与共同性、内在联系、历史会影响当代以及当代也会变为历史等诸多原因，可以认为“当代即历史”或“任何当代都是历史”。为此，在当代行政学、扩展了的公共管理学研究中，有必要纳入历史研究路径，发展系统的历史行政学、历史公共管理学子学科。发展历史行政学等，既是发展中国特色公共管理学和世界意义上的中国公共管理学派的需要，是发展中国当代公共管理文明和治理文明的需要，也是建立和完善中国特色文明研究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的需要。历史行政学等对历史的研究维度有作为资料的历史、方法的历史、透镜的历史、对照的历史、参考的历史、当代因素的历史、文明延续的历史和超越对象的历史等多个维度；并且需要从研究团队、教学教材和学生培养体系以及学术共同体等基本路径入手。但是，历史行政学等领域的研究和发展绝不能简单复古，必须实事求是、尊重历史且超越历史，必须坚持特殊性和普遍性相结合，必须坚持久久为功及切忌一哄而上等原则。

　　关键词：历史路径；历史行政；历史行政学；历史公共管理学

亚博足彩政府管理学院杨立华教授

论文主要观点：

　　李世民曾言：“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这一说法体现了研究和参考历史在国家治理中的重要性。自然，作为人类文明的基石，研究国家治理大学问的传统意义上的行政学、后来扩展了的公共管理学、或更广泛意义上的治理学，也需要研究历史，需要发展相应的历史行政学、历史公共管理学和历史治理学。

　　为什么我们在当代公共管理和治理研究和实践中需要关注历史，为什么历史研究和经验值得关注或有用。这一问题暗含的逻辑至少有五：（1）当代和历史之间具有某种共通性或共同性；（2）当代和历史之间具有一种内在联系；（3）历史会影响当代；（4）当代也会变为历史；（5）当代生活经验是理解历史的出发点。把以上五点结合起来，似乎就可以得出一个基本结论：“当代即是历史”。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偶尔反过来说，“历史就是当代”。在以上基本认识的基础上，本文旨在将这种对历史关注和研究的呼吁和需求转化为一种更为系统性和学科体制性的表达，力图在诸多公共管理学的研究路径或子学科领域之外，呼吁发展历史行政学、历史公共管理学和历史治理学，并将依次探讨其发展的必要性、研究维度、发展路径和应注意的问题等。

　　发展历史行政学、历史公共管理学或历史治理的必要性主要表现在：（1）是发展中国特色公共管理学和世界意义上的中国公共管理学派的需要；（2）是发展中国当代公共管理文明和治理文明的需要；（3）是建立和完善中国特色文明研究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需要。从更广的视野上来说，发展历史行政学等事实上也是实现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需要，是实现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伟大复兴的需要。

　　研究历史行政学、历史公共管理学和历史治理学，说到底就是要将历史研究和行政学、公共管理学和治理学的研究进行结合和交叉。实现结合和交叉的关键，就是如何处理历史在行政学、公共管理学和治理学研究中的地位。具体而言，历史行政学、历史公共管理学和历史治理学最为主要的研究维度，包括作为资料的历史、作为方法的历史、作为透镜的历史、作为对照的历史、作为参考的历史、作为当代因素的历史、作为文明延续的历史和作为超越对象的历史等。

　　要使历史行政学、历史公共管理学和历史治理学真正获得发展，还须关注：（1）确立历史行政学、历史公共管理学和历史治理学的一些基本范式，以为未来的后续研究确定基本的研究基础、框架、路径等。同时，必须有一大批真正有志于发展学科，且既了解历史，也了解行政学、公共管理学和治理学的学者。（2）推动支撑学科发展的教学、教材和学生培养体系；（3）举办相关的学术会议。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也可以成立相关的学会、联合会、专委会等。

　　发展历史行政学、历史公共管理学和历史治理学，还必须注意一些问题：（1）明确历史路径绝不是简单复古，不能不加分析地继承有碍于现代性的历史传统；（2）历史行政学研究必须实事求是，应避免由自身立场出发塑造历史阐释方向；（3）尊重历史且超越历史：不能仅仅就历史论历史，还必须从历史回到当代中来；（4）必须坚持特殊性和普遍性相结合的原则：应在把中国特殊性研究清楚的基础上，和世界其他地区或文化历史进行对比研究，从世界立场和人类立场的整体角度出发，总结或归纳出更为普遍的类型、分类、学说、理论、观点等；（5）必须坚持久久为功，切忌一哄而上：历史行政学、历史公共管理学和历史治理学的发展，首先必须建立在有关历史行政、历史公共管理和历史治理的“史实重建”之上。

　　本文原载于《中国行政管理》2022年第6期。

　　原文链接：历史行政学或历史公共管理学及其他：国家治理研究的历史之镜 - 中国知网

【作者简介】

　　杨立华，亚博足彩政府管理学院长聘教授、公共政策系主任、国家治理研究院研究员、公共治理研究所研究员、政府绩效评估研究中心副主任。

　　本文得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专项项目“提高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研究”（编号：18VZL001），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新时代城乡基层社会服务体系构建路径及社区治理绩效研究”（编号：72174006），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构建多元参与的首都基层治理体系研究”（编号：21GLA008）项目资助。